时代的矛盾：新加坡华文文学与精英化国族主义间的微妙互动

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    201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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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现代化—精英化正跟新华文学产生矛盾，因新华文学不断强调需要跟过往的记忆接轨，执着于延续传统。换句话说，作为奉行公民国族主义新加坡的现代化─精英化，让新华文化与文学不但不占优势，反而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与处境。

新华文学（按：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至今，基本上跟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现代化政体是分不开的。新加坡走的现代化道路跟其他国家的经验相似，即走向民族─国家化，这在国家政体与社会生活的一致性特别显著。虽然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化由华人主导，但它的走向却不是以华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现代化发展朝向精英化、混杂化与国际化，而出现在新加坡的精英化，具体说是英文化。精英化强调趋同性与同一性，特别表现在语言、生活方式与品味、价值观念等层面。通过趋同性让社会的中产阶层能够更快产生粘合力与找到共性，而最终为国家的高生产经济目标做出贡献。

新加坡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华人文化，虽然有着古老的传统，然而，作为现代化意义的民族概念，它如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所说，新加坡华人文化是一个被创造的传统。换句话说，它跟近代中国百余年来的变动产生密切的联系。

自然，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现代化─精英化就跟新华文学产生矛盾，因新华文学不断强调需要跟过往的记忆接轨，执着于延续传统。换句话说，作为奉行公民国族主义新加坡的现代化─精英化（而非马来西亚的种族国族主义），让新华文化与文学不但不占优势，反而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与处境。

新华伤痕文学的产生

新华文学跟民族─国家化的关系具体反映在哪一些层面？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例，选入的小说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个特征。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新华伤痕文学。《任牧之》一文中的主人翁林研菲即新加坡迈入现代化─国家化的见证者：

她在60年代末离开新加坡，那年回国时，已是70年代中期了。回国的那一刻，她突然只感到若有所失，觉得自己正踏足的土地，已不复记忆中质朴可亲的热带岛国了。

在此，读者看到部分受华文教育华人的茫然与怅惘。小说另一主角任牧之从夜夜失眠到精神恍惚，另一篇小说《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中的角色Raymond患上“语言恐惧自闭症”。其他同类型的小说有《沉船记》和《獍，有此事》。

伤痕书写占《备忘录》颇大的比重，这是现代化─精英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痛普遍存在于新加坡华人的潜意识中。显然，它已从一般所熟知的外在离散转变成内在的流离，局外人并不容易理解。

反离散能解决问题吗？

因此，“华语语系文学 (Sinophone literature) ”如何看待这个后殖民语境中因国家化延生的问题？单纯的反离散叙事是否能有效解决新华文学面对的问题？

根据现有的论述，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并未排斥或否定离散华人现象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但它相信离散有终结的时候。离散的终点就是意义的起点。

如果这里的“意义”是指本土深耕、在地化或本土化，把它放在新华文学的语境来看，这样的说法有多少强有力的例子可作参照？离散马华学者张锦忠不说本土化，而把它概括为地方感性 (sense of place) 。黄锦树则一口否定在地者的本土化论调，在他看来，本土化无异于马来化。新华文学的本土化论述如何因应，实有更艰巨的难题等待解决。

他者的身影几乎绝迹

收入《备忘录》的22篇作品中，他者身影几乎绝迹。他者意指“不同于既定标准或社会群体，或在生存和本体上处于非我状态的人或人群”。在新加坡，站在主流华人的角度，其他少数族群如马来人、印裔乃至其他外来者与新旧移民都在此列，当然也包括其他社会边缘群体。具体说，是我与别人在种族、性别等差异关系之间的区别。本文的他者特指前者。

拉冈 (Jacques Lacan) 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他者 (the Other) ，就不可能有主体。揆之新加坡的社会现实，读本无法完全让读者信服这就是现代化─精英化发展下具高度混杂性的新加坡，尤其是人种与文化的混杂，以及各色人种与声腔语调的众声喧哗。小说《无非他与她之九九归异》是《备忘录》一书中最为喧哗多声的一篇，那是因应新加坡转形，正式启动精英化─英语化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这时候的新加坡意识与50年代欲建立的马来亚意识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战后50年代的作者在这方面的实践，比当下的新华作品或许更具试验与冒险精神。赵戎《古老石山》语言的众声喧哗，不限于华语和华人方言，更不乏本土他者的声音；苗秀《太阳上升之前》的底层互动跨越了族群边界，与沙末赛益 (A. Samad Said) 以战后新加坡为背景的长篇《莎丽娜》 (Salina) 颇为近似。

威北华的《手》仍带有这种人文氛围，之后这个“试炼时代”随着新加坡的现代化与国家化逐渐隐匿而至消失。是时代氛围发生变化，还是建国后的新华作家已然改变？倘为后者，他者缺席的华语语系是否有效落实其本土性或在地化？它是否从原初面对的大中心掉入自己塑造的小中心？相较之下，新加坡英文文学是否比新华文学更接近“国家文学”？

混杂语言与本土性

如果把现有的新华文学的混杂性局限在语言，然后进一步把它归结为本土性，那么，这样的本土性语言与文学何干？新华文学面对的语言环境远比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环境复杂。从现代美学角度衡量，语言的解域化（或称小写的中文）有没有条件成为经典，这恐怕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却往往忽视其问题背后的陷阱。这种问题也深深困扰着在地马华作者的书写。是故，华语语系的语言问题在反离散话语下，或许会再度暴露它的局限。

小文学 (minor literature) 在国家主义政策的挤压下，其困难不比中国中心的挤压更小。对小文学而言，教育是支撑与延续文学系统的唯一命脉，但是，在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烈推行下，文学的根基已日益倾斜。不难预见，文学在未来将成为少数阶层的选择（如不必考虑工作前景者），这对文学系统的发展并非好事。

在谈新华文学的去（中国）中心之余，我们不应忘记新加坡（以及马来亚）还有另外一个中心是迎多于拒的。对新加坡英文文学不必说，对新华文学也大致如此。

西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

西方殖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早在1815年4月17日，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 在英属殖民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印刷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9年左右，伦敦布道会成员B.P. Keasberry牧师给新加坡带来了印刷机印圣经，后来被峇峇族群掌握了印刷技术，出版了土生华人报章和中国章回小说翻译著作。这些都是本地区殖民主义现代性对华人和其他本土各族文化带来的进展与冲击。

印刷术的引入与交通系统的便利触发本土文化的传播，这是后殖民话语中鲜少被注意到的一面。譬如方修的《马华文学史》，以白话文学为起点，以及受中国革命文学话语影响，其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思考几乎不太可能。

在新加坡取得自治以后，建立的行政体系可以说完全继承自前殖民宗主，最显著的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官体系等。因此，独立后的建国方案自然是宗法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蓝图。往后数十年，新加坡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主义意识几乎成为马、新两国的共用目标。1965年以来的新华文学和国家主义发展不难从这部读本看出来。

思考新加坡故事及回忆

在“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学”一词中，作为首码词或前置词的“新加坡”必然是一个主词。《备忘录》出现两种显著类型的小说，第一种是新加坡回忆和新加坡故事，第二种是思考或反思新加坡，其余小说则探讨普世性问题为主。

粗疏地分类，第一类小说包括《古老石山》、《手》、《太阳上升之前》、《夜茫茫》、《邂逅一条黑狗》、《白笑与阿祥》、《沉船记》、《燃烧的狮 子》、《豹变》和《碧螺十里香》；后者如《李隐的自我检索》、《无非与她之九九归异》、《任牧之》、《獍，有此事》和《浮城六记》。纵而观之，讲新加坡故事的不少，只不过欠缺问题意识和那轻如鸿毛、重如泰山的终极关怀。

《备忘录》所收的小说题材丰富、技巧多元，具体反映了新华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在此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即对土地与文化的执着。面对全球化去疆界化的冲击，新华文学能保有这一份精神，诚属难能可贵。

（注：本文是作者于新加坡举行的“华语语系国际论坛暨《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发布会”讲稿。）

庄华兴（图片取自《联合早报》）